浅谈研究者的立场问题——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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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年12月13日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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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教育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我日益感觉到，对于文本和话语的偏爱正逐渐取代了对生活本身的关注，研究者离生活的真实已愈来愈远，学者的清高正逐渐取代了研究者的实践。我们生活在语言为我们所构筑的幻象中，不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或许世界本无真假，全凭个人的主观感知。认知的过程变成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单方面的行为，每个人的研究都变成了自说自话。世界变成一片空寂，每个人都变成了独行者。我们变得不再有自己的语言，离开了权力、话语、文本、场域，我们便无法说话，话语的霸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失语者，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同时也共同构筑了这种语言的事实。伴随着失语现象出现的，是人类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家园，人的现实存在与人的精神存在的隔离。话语变成了一种符号，甚至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运用话语的过程成为学术场域中每个人的生存需要，而全然不顾话语本身的特殊语境，以及活语产生的问题域是什么。这是一个制造话语，生产话语的时代，学人们被淹没在话语的海洋里，人类在自己创造的语言世界中失落了自身，无疑成为人类的大悲哀。回到生活本身，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奠基在生活的土壤之上，无疑是人类自救的唯一途径。除了生活本身，人类本无实体性的存在。
对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困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教育社会学研讨班上大家的发言，一方面来自中小学教育实践的现场。一个是大学的研究场所，所谓的“学术场域”(什么是学术，“谁的学术”?)一个是实地研究的现场。即教育社会学研究场域的转换，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最感困惑的是我的中间人的立场，在实践工作者面前我被当作搞“理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样的理论)的，而在研究者的行列里，我又感到自己没有“理论”，甚至操纵和驾御不了任何的理论话语方式，几乎成为“失语者”。为了表示自己也读过一些理论著作，也不得不“拉大旗，做虎皮”，“发表一些所谓的自己的看法”，其实更多时候，我们被淹没在人类自己制造的话语的世界里，不知道是我们在操纵话语，还是话语在操纵着我们。话语变成了游离于人类的异己的存在。话语比思想，比现实更重要。语言的幻象遮蔽了生活的真实。我们在模仿着别人的语言，而忘记了语言所特有的语境和文化的脉络。更多的时候是感到一种话语的压迫，似乎离了“话语”、“场域”等术语就不能开口讲话。任何发言都有被别人耻笑为“没有理论，不上档次”之嫌。于是乎，理论，论文越是别人读不懂的越好。大家似乎都在玩一场“皇帝的新装”的游戏，为了个人所谓的学术圈的地位(少数权威人士的认可)而达成了一种默契。其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以及“缄默的知识”，纯理论的知识只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社会现实主要是由“缄默的知识”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构成的。我选择不言说作为自己的言说方式，我相信活生生的现实，而不相信虚妄的理论。我们的理论如果不希望对于现实有所改变，起码对现实要有所反映和透视，最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理论?不同的“理论”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现场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甚至就是这样的发问方式本身也会成为社会建构的结果。
其实在任何发言的背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发间:“你是谁?你在替谁说话?是维护自身的所谓学术地位，还是真正站在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上，替中小学教师讲话?作为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如何可能?”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并以认识和变革实践作为理论诉求的我，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讲话。像“中小学教师要搞科研，要成为研究型、反思型的教师”等等口号式的话语，首先是理论工作者自身的溯求和研究的喜好，而不是发自中小学教师自身的需要。我们总是喜欢扮演救世主的身份，要把中小学教师从忙乱而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其实，这也不过是理论工作者的一厢情愿。站在中小学教师的角度分析，如果你是一周三十学时的工作量，让你去做研究型、反思型的教师，如何可能?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社会学如果放弃了教育应有的价值的追求和人文关怀，不从事任何改变现实的工作，仅仅是做一种学理上的追求，那么，这种研究除了自说自话，就只能是玩文字游戏。它会离真正的生活越来越远。
也许是长期沉浸在中小学教育现场的研究，使我的研究活动总带上鲜明的现实取向。我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中小学教师的角度来思考，这样的研究是给谁看的，他们能不能理解?研究是一种研究者的自娱自乐，还是有更高的价值追求?研究者的研究行为的最终评判者是谁?是实践还是学人的自我认可?“搞教育社会学的人，每个人都在操纵着自己的话语方式，构建着自己所谓的理论体系。其实这种话语方式都是套用别人的，真是言必称福柯。”教育社会学研究是不是只能如此?面对所谓的“圈外人”的发难，对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难道一句“他不懂教育社会学”就能了得?对于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否也应做一些自我的反思和批判?
前不久，我曾经写了一篇《以语文的方式学习语文—对一个教学文本的解读》的文章，这是对自己在小学长期从事实地研究过程的一个总结与反思，也是作为高校教师在小学同广大小学教师一起从事行动研究过程中的一项发现。即对于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师的话语方式的角度作为突破口，提出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两种范式:基于规训的教学与基于灵性的教学。前者以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训练以及行为习惯的训练为主，教师的语言是分析性的书面语言;而后者则以贴近儿童年龄特征的生活化、叙述性的语言为主，为学生创设教材文本所需要的情境，以达到儿童生活世界与教材文本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而这一教学思想与理念无疑是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对于当前的语文课改是有所帮助的。因此，在小学教师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一观点的提出是自己长期与小学教师共同研究，共同成长的结果。因此，对于小学教师，特别是授课教师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对其他教师也不无启发作用。那就是，在教学中研究教学，是一个发现自己，研究自己，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成长的过程。而这样一项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效果的研究，在教育社会学的讨论班上得到了却是不同的反映。同一个文本，在研究者和实践者中得到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从而激发起我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以下思考: 一、实践取向与理论取向——两种不同的范式
在现场的教育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旨在干预现实，改造现实，带有明确的实践取向的研究。这就是通常的教育实验或行动研究。其假设是，认为存在着一种更加理想的教育状态。研究者通过变革实践的行动，来改变现实，使之向着自己理想的状态转变。行动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陈向明，2000)带有明确的价值预设以及改造现实的意识，属于教育学的研究。理论的价值在于认识实践，改造实践。另一种研究取向是理解、解释，或批判教育现实的，带有明显的分析批判色彩，仅作为一种学理上的追求，它不以改变现实为目的。其假设是，现实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或不合理的因素，以及内在的发展逻辑，研究者的作用在于将其揭示出来，使之从无意识状态进人意识状态，以增强人们实践的目的性。后者旨在理解和解释现实，不做价值判断和价值干预，力求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二者的研究范式不同，价值追求也不同。
二、研究者的立场问题
在教育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一种是自居于文化下位，具有明显的平民意识，更多地是面向现实的思考，更多地是充当了现实的代言人，一种是自觉地以文化上位者自居，研究者俨然是公正客观的真理的化身，实验、现场仅仅是作为理论的注脚，本身并无太高的价值;前者具有明显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后者则更倾向于对现实做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其实，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者都可能扮演理论权威的角色。研究省在实地研究中的角色定位是一种个人的取舍还是社会的建构?研究者的立场问题—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在实地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何以可能?)还是站在实践工作者立场上，充当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作为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何以可能?)是什么决定了研究者的不同立场?
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很难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并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小学教育的现场，研究者的身份使其不可能对现实冷眼旁观，没有与实践者的深层互动，就很难了解真实的生活。而在这种互动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即使不是出于自觉，研究者也不得不扮演一个指导者的角色。因为，在现场中，中小学教师通常会问这样三个问题:你想在这里做什么，你想让我们做什么，你告诉我们怎样做?研究者的出现就是对现实的干预，区别在于有意无意，以及干预的程度。
在实地研究中，作为当事人与作为研究者的意义建构是不同的。前者是基于实存的教育，教育教学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同教师的衣食住行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研究者在现场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这种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因此，研究者与实践的距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在实地研究中，无论研究者如何设身处地，作为研究者的“我”不可能成为实践中的“他”，作为教师代言人的角色如何可能?而作为基础教育的现实不是由少数的研究者建构起来的，而是由广大的实践工作者建构起来的。对于教育世界的意义存在着多重建构。因此。作为研究者只能是忠实于事实，并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
总之，在实地研究中的研究者是谁?是作为一个个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还是作为一个类的研究者，代表着所谓的学术的共同体?无疑，任何研究都是个人的研究，同时又不完全是个人的研究。他无疑会受到当时的学术场域的影响。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不仅表现在不被现实的假象所遮蔽，同时也表现为不被人类所制造的语言的幻象所遮蔽。
三、实地研究中的理论是怎样生成的
研究者在现场中的角色是作为理论的化身，无论是建构理论，还是应用理论，他总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而出现，尽管实地研究不以建构理论为目的。这种角色既是出于理论工作者的自觉，又是来源于现场的需要。实践呼唤理论，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关键是什么样的理论才是为实践所需要的?在实地研究中的理论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实地研究中的理论是情境性的、脉络化的，它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它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发挥着引导作用。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知识的生产过程决定于两方面因素:前在的知识(理论预设与对研究方式的把握)和研究者的价值诉求。即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既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特别是研究者所处的学术场域，以及一个时代对于学术规范的理解，都对研究者的研究行为产生影响。即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作为一个实践者、行动者，会受到实践理性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他所处的学术共同体的科学理性的制约。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者的立场问题以及实地研究中理论的生成过程，目的在于提高研究者对自身研究行为的自觉，避免在研究活动中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和新的话语霸权的产生。进而使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走出哲学化研究的单一模式，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成为人类认识自我，解放自我的科学，而不是自我束缚的新的枷锁。
在从事教育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我日益感觉到，对于文本和话语的偏爱正逐渐取代了对生活本身的关注，研究者离生活的真实已愈来愈远，学者的清高正逐渐取代了研究者的实践。我们生活在语言为我们所构筑的幻象中，不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或许世界本无真假，全凭个人的主观感知。认知的过程变成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单方面的行为，每个人的研究都变成了自说自话。世界变成一片空寂，每个人都变成了独行者。我们变得不再有自己的语言，离开了权力、话语、文本、场域，我们便无法说话，话语的霸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失语者，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同时也共同构筑了这种语言的事实。伴随着失语现象出现的，是人类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家园，人的现实存在与人的精神存在的隔离。话语变成了一种符号，甚至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运用话语的过程成为学术场域中每个人的生存需要，而全然不顾话语本身的特殊语境，以及活语产生的问题域是什么。这是一个制造话语，生产话语的时代，学人们被淹没在话语的海洋里，人类在自己创造的语言世界中失落了自身，无疑成为人类的大悲哀。回到生活本身，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奠基在生活的土壤之上，无疑是人类自救的唯一途径。除了生活本身，人类本无实体性的存在。
对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困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教育社会学研讨班上大家的发言，一方面来自中小学教育实践的现场。一个是大学的研究场所，所谓的“学术场域”(什么是学术，“谁的学术”?)一个是实地研究的现场。即教育社会学研究场域的转换，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最感困惑的是我的中间人的立场，在实践工作者面前我被当作搞“理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样的理论)的，而在研究者的行列里，我又感到自己没有“理论”，甚至操纵和驾御不了任何的理论话语方式，几乎成为“失语者”。为了表示自己也读过一些理论著作，也不得不“拉大旗，做虎皮”，“发表一些所谓的自己的看法”，其实更多时候，我们被淹没在人类自己制造的话语的世界里，不知道是我们在操纵话语，还是话语在操纵着我们。话语变成了游离于人类的异己的存在。话语比思想，比现实更重要。语言的幻象遮蔽了生活的真实。我们在模仿着别人的语言，而忘记了语言所特有的语境和文化的脉络。更多的时候是感到一种话语的压迫，似乎离了“话语”、“场域”等术语就不能开口讲话。任何发言都有被别人耻笑为“没有理论，不上档次”之嫌。于是乎，理论，论文越是别人读不懂的越好。大家似乎都在玩一场“皇帝的新装”的游戏，为了个人所谓的学术圈的地位(少数权威人士的认可)而达成了一种默契。其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以及“缄默的知识”，纯理论的知识只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社会现实主要是由“缄默的知识”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构成的。我选择不言说作为自己的言说方式，我相信活生生的现实，而不相信虚妄的理论。我们的理论如果不希望对于现实有所改变，起码对现实要有所反映和透视，最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理论?不同的“理论”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现场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甚至就是这样的发问方式本身也会成为社会建构的结果。
其实在任何发言的背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发间:“你是谁?你在替谁说话?是维护自身的所谓学术地位，还是真正站在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上，替中小学教师讲话?作为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如何可能?”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并以认识和变革实践作为理论诉求的我，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讲话。像“中小学教师要搞科研，要成为研究型、反思型的教师”等等口号式的话语，首先是理论工作者自身的溯求和研究的喜好，而不是发自中小学教师自身的需要。我们总是喜欢扮演救世主的身份，要把中小学教师从忙乱而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其实，这也不过是理论工作者的一厢情愿。站在中小学教师的角度分析，如果你是一周三十学时的工作量，让你去做研究型、反思型的教师，如何可能?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社会学如果放弃了教育应有的价值的追求和人文关怀，不从事任何改变现实的工作，仅仅是做一种学理上的追求，那么，这种研究除了自说自话，就只能是玩文字游戏。它会离真正的生活越来越远。
也许是长期沉浸在中小学教育现场的研究，使我的研究活动总带上鲜明的现实取向。我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中小学教师的角度来思考，这样的研究是给谁看的，他们能不能理解?研究是一种研究者的自娱自乐，还是有更高的价值追求?研究者的研究行为的最终评判者是谁?是实践还是学人的自我认可?“搞教育社会学的人，每个人都在操纵着自己的话语方式，构建着自己所谓的理论体系。其实这种话语方式都是套用别人的，真是言必称福柯。”教育社会学研究是不是只能如此?面对所谓的“圈外人”的发难，对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难道一句“他不懂教育社会学”就能了得?对于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否也应做一些自我的反思和批判?
前不久，我曾经写了一篇《以语文的方式学习语文—对一个教学文本的解读》的文章，这是对自己在小学长期从事实地研究过程的一个总结与反思，也是作为高校教师在小学同广大小学教师一起从事行动研究过程中的一项发现。即对于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师的话语方式的角度作为突破口，提出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两种范式:基于规训的教学与基于灵性的教学。前者以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训练以及行为习惯的训练为主，教师的语言是分析性的书面语言;而后者则以贴近儿童年龄特征的生活化、叙述性的语言为主，为学生创设教材文本所需要的情境，以达到儿童生活世界与教材文本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而这一教学思想与理念无疑是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对于当前的语文课改是有所帮助的。因此，在小学教师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一观点的提出是自己长期与小学教师共同研究，共同成长的结果。因此，对于小学教师，特别是授课教师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对其他教师也不无启发作用。那就是，在教学中研究教学，是一个发现自己，研究自己，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成长的过程。而这样一项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效果的研究，在教育社会学的讨论班上得到了却是不同的反映。同一个文本，在研究者和实践者中得到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从而激发起我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以下思考: 一、实践取向与理论取向——两种不同的范式
在现场的教育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旨在干预现实，改造现实，带有明确的实践取向的研究。这就是通常的教育实验或行动研究。其假设是，认为存在着一种更加理想的教育状态。研究者通过变革实践的行动，来改变现实，使之向着自己理想的状态转变。行动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陈向明，2000)带有明确的价值预设以及改造现实的意识，属于教育学的研究。理论的价值在于认识实践，改造实践。另一种研究取向是理解、解释，或批判教育现实的，带有明显的分析批判色彩，仅作为一种学理上的追求，它不以改变现实为目的。其假设是，现实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或不合理的因素，以及内在的发展逻辑，研究者的作用在于将其揭示出来，使之从无意识状态进人意识状态，以增强人们实践的目的性。后者旨在理解和解释现实，不做价值判断和价值干预，力求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二者的研究范式不同，价值追求也不同。
二、研究者的立场问题
在教育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一种是自居于文化下位，具有明显的平民意识，更多地是面向现实的思考，更多地是充当了现实的代言人，一种是自觉地以文化上位者自居，研究者俨然是公正客观的真理的化身，实验、现场仅仅是作为理论的注脚，本身并无太高的价值;前者具有明显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后者则更倾向于对现实做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其实，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者都可能扮演理论权威的角色。研究省在实地研究中的角色定位是一种个人的取舍还是社会的建构?研究者的立场问题—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在实地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何以可能?)还是站在实践工作者立场上，充当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作为中小学教师的代言人何以可能?)是什么决定了研究者的不同立场?
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很难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并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小学教育的现场，研究者的身份使其不可能对现实冷眼旁观，没有与实践者的深层互动，就很难了解真实的生活。而在这种互动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即使不是出于自觉，研究者也不得不扮演一个指导者的角色。因为，在现场中，中小学教师通常会问这样三个问题:你想在这里做什么，你想让我们做什么，你告诉我们怎样做?研究者的出现就是对现实的干预，区别在于有意无意，以及干预的程度。
在实地研究中，作为当事人与作为研究者的意义建构是不同的。前者是基于实存的教育，教育教学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同教师的衣食住行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研究者在现场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这种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因此，研究者与实践的距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在实地研究中，无论研究者如何设身处地，作为研究者的“我”不可能成为实践中的“他”，作为教师代言人的角色如何可能?而作为基础教育的现实不是由少数的研究者建构起来的，而是由广大的实践工作者建构起来的。对于教育世界的意义存在着多重建构。因此。作为研究者只能是忠实于事实，并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
总之，在实地研究中的研究者是谁?是作为一个个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还是作为一个类的研究者，代表着所谓的学术的共同体?无疑，任何研究都是个人的研究，同时又不完全是个人的研究。他无疑会受到当时的学术场域的影响。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不仅表现在不被现实的假象所遮蔽，同时也表现为不被人类所制造的语言的幻象所遮蔽。
三、实地研究中的理论是怎样生成的
研究者在现场中的角色是作为理论的化身，无论是建构理论，还是应用理论，他总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而出现，尽管实地研究不以建构理论为目的。这种角色既是出于理论工作者的自觉，又是来源于现场的需要。实践呼唤理论，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关键是什么样的理论才是为实践所需要的?在实地研究中的理论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实地研究中的理论是情境性的、脉络化的，它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它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发挥着引导作用。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知识的生产过程决定于两方面因素:前在的知识(理论预设与对研究方式的把握)和研究者的价值诉求。即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既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特别是研究者所处的学术场域，以及一个时代对于学术规范的理解，都对研究者的研究行为产生影响。即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作为一个实践者、行动者，会受到实践理性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他所处的学术共同体的科学理性的制约。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者的立场问题以及实地研究中理论的生成过程，目的在于提高研究者对自身研究行为的自觉，避免在研究活动中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和新的话语霸权的产生。进而使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走出哲学化研究的单一模式，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成为人类认识自我，解放自我的科学，而不是自我束缚的新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