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视角下的“公地悲剧”治理研究
［摘 要］在广州亚运免费公交、地铁实施的8天中,存在着大量的“公地悲剧”。“公地悲剧”源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方式。我国日益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很多领域都由于产权的支离破碎而带有明显的“公地”特征,广州免费公交就是显照。制度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有利于广州暴挤公交以及中国其他类似例子中“公地悲剧”的解决。
［关键词］公地悲剧；免费公共交通；多中心治理
1 问题的提出：从案例开始
广州市从2010年11月1日起实行公交、地铁免费,而11月8日却取消亚运公共交通全民免费措施,改为发放交通补贴,为期一周的免费地铁与公交夭折。原因就是地铁日客流量达到775万人次,大大超出运输能力,严重影响地铁正常安检和亚运安保工作,对市民上下班正常出行造成极大不便。这种严重超出运输能力的“挤爆”行为,也是造成公共安全的最大隐患。
当初,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亚运期间免费乘坐地铁的利民政策,一是对老百姓的优惠,让广州的市民也能有机会去参观这一历史盛会；二是对广州亚运会的大力支持,捧起亚运会这桌盛宴； 三是进一步拉动消费,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因为去参观亚运会都需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广州当局在推行亚运公共交通全民免费措施前,只顾“噱头”——公共交通全民免费一个月是全中国“首创”,展现了广州的经济实力和亲民形象,却没有考虑到此措施所会带来的负面冲击。由于公交、地铁免费,居住在广州的出行人员绝大部分选择免费的公交和地铁,造成“拥挤效应”；交通“挤爆”,公共物品过度使用,上演了“公地悲剧”。
广州公交免费政策实施后出现高峰期爆满状况,广州市市政府宣布：从11月8日起,全市取消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的优惠措施,按每个户籍家庭(含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员)发放150元现金,集体户口人员按照每人50元标准发放现金,作为交通补贴。
由于产权界定的不清晰,因而一旦涉及公共产品问题时,总会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和个人为己谋取利益的机会主义倾向,结果导致了市场信号的失真和资源的低效率甚至无效配置。
2 “公地悲剧”的成因
“公地悲剧”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在1968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有地的悲剧”一文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哈丁考察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在这个草场放牧。牧民从自己的牲畜中得到直接的收益,所以他们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很快,牧民们就达到了过度放牧的状态。这时,每个牧民都因为公共牧场退化而承受延期成本,但由于这种损失是全体牧民分摊的,即每个牧民承担的只是由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失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依然增加其牲畜的数量。最终牧场因过度放牧而成为不毛之地,哈丁说这是一个悲剧。从经济学角度讲,造成这种情况的经济学原因在于：个人在进行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MR≥MC),而不考虑他们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会造成他们所在的经济系统的失败和崩溃。“公地悲剧”所揭示的现象,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人使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的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
“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勤劳的人为个人的生计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没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强制,最后,导致公共财产——那个人们赖以生存的整理摇篮崩溃了。所以,美国学者认为,“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发生。”“公地悲剧”的更准确的提法是：无节制的、开放式的、资源利用的灾难。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企业成本外部化。这就是赫尔曼•E.戴利所称的“看不见的脚”。“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公地悲剧”源于公产的私人利用方式。其实,哈丁的本意也在于此。
也就是说当公共财产在私人利用时,由于规则系统缺乏约束力量,发生的竭泽而渔的场景。而公有制有着极为明确的含义：生产的社会化是其坚实的根基,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合作的剩余是主要内容,人民当家做主的巧妙的制度安排(当然,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不可能也不愿意对此做具体的设想)，特别是系统的监督制度安排是公共利益的制度保障。 3 预防广州亚运免费公交所造成的“公地悲剧”发生的对策
首先,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因此,要走出“公地悲剧”,最根本的还在于明晰产权,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放牧人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围栅把自己的牧场与他人的牧场分开,使放牧人不仅要对自己的牲畜负责,而且还要对牧场负责,这就是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明确产权,明确了所有者。产权私有虽然是一个解决公地悲剧的有效方法,但从操作层面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公共资源都可以通过私有化能够解决其产权问题。我们也曾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做过尝试,实践证明也是不成立的。因此,对于广州免费公交的“公地悲剧”问题,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用制度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来解决。奥斯特罗姆认为：“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 “所谓多中心自主治理,就是在对公共资源的治理中,有多个权力中心同时进行；认为集体行动应当尽可能在较低的治理层次上得到解决,更高的治理层次主要承担辅助性功能。因此,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对公共资源的治理是由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的,这样才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因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所以,相较于单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彻底的私有化制度而言,这种多中心的自主制度将是解决‘公地困境’的更好选择。”
其次,要多采用有利于减缓“公地悲剧”发生的替代技术和替代产品。生产的技术水平总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一般来说,与对公地产品的开采、使用有关的技术也肯定是会越来越进步的。我们不能期望,也不可能通过降低与对公地产品的开采、使用有关的技术水平来达到避免或减缓“公地悲剧”发生的目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多发展一些替代公地产品来减缓公地悲剧的发生。例如,在实施免费公交和地铁的同时可以免费提供出行更便捷和环保的自行车,甚至部分出租车可以分时段进行免费,这样的话就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暴挤”现象。
最后,从宏观上讲,要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很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很低,通过开采和使用公地产品往往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重要渠道和手段。如果不通过发展生产力,使他们拥有更高工资水平的谋生渠道,要减缓类似广州免费公交所造成的“公地悲剧”恐怕是不那么容易的。
［关键词］公地悲剧；免费公共交通；多中心治理
1 问题的提出：从案例开始
广州市从2010年11月1日起实行公交、地铁免费,而11月8日却取消亚运公共交通全民免费措施,改为发放交通补贴,为期一周的免费地铁与公交夭折。原因就是地铁日客流量达到775万人次,大大超出运输能力,严重影响地铁正常安检和亚运安保工作,对市民上下班正常出行造成极大不便。这种严重超出运输能力的“挤爆”行为,也是造成公共安全的最大隐患。
当初,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亚运期间免费乘坐地铁的利民政策,一是对老百姓的优惠,让广州的市民也能有机会去参观这一历史盛会；二是对广州亚运会的大力支持,捧起亚运会这桌盛宴； 三是进一步拉动消费,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因为去参观亚运会都需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广州当局在推行亚运公共交通全民免费措施前,只顾“噱头”——公共交通全民免费一个月是全中国“首创”,展现了广州的经济实力和亲民形象,却没有考虑到此措施所会带来的负面冲击。由于公交、地铁免费,居住在广州的出行人员绝大部分选择免费的公交和地铁,造成“拥挤效应”；交通“挤爆”,公共物品过度使用,上演了“公地悲剧”。
广州公交免费政策实施后出现高峰期爆满状况,广州市市政府宣布：从11月8日起,全市取消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的优惠措施,按每个户籍家庭(含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员)发放150元现金,集体户口人员按照每人50元标准发放现金,作为交通补贴。
由于产权界定的不清晰,因而一旦涉及公共产品问题时,总会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和个人为己谋取利益的机会主义倾向,结果导致了市场信号的失真和资源的低效率甚至无效配置。
2 “公地悲剧”的成因
“公地悲剧”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在1968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有地的悲剧”一文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哈丁考察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在这个草场放牧。牧民从自己的牲畜中得到直接的收益,所以他们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很快,牧民们就达到了过度放牧的状态。这时,每个牧民都因为公共牧场退化而承受延期成本,但由于这种损失是全体牧民分摊的,即每个牧民承担的只是由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失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依然增加其牲畜的数量。最终牧场因过度放牧而成为不毛之地,哈丁说这是一个悲剧。从经济学角度讲,造成这种情况的经济学原因在于：个人在进行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MR≥MC),而不考虑他们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会造成他们所在的经济系统的失败和崩溃。“公地悲剧”所揭示的现象,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人使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的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
“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勤劳的人为个人的生计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没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强制,最后,导致公共财产——那个人们赖以生存的整理摇篮崩溃了。所以,美国学者认为,“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发生。”“公地悲剧”的更准确的提法是：无节制的、开放式的、资源利用的灾难。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企业成本外部化。这就是赫尔曼•E.戴利所称的“看不见的脚”。“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公地悲剧”源于公产的私人利用方式。其实,哈丁的本意也在于此。
也就是说当公共财产在私人利用时,由于规则系统缺乏约束力量,发生的竭泽而渔的场景。而公有制有着极为明确的含义：生产的社会化是其坚实的根基,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合作的剩余是主要内容,人民当家做主的巧妙的制度安排(当然,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不可能也不愿意对此做具体的设想)，特别是系统的监督制度安排是公共利益的制度保障。 3 预防广州亚运免费公交所造成的“公地悲剧”发生的对策
首先,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因此,要走出“公地悲剧”,最根本的还在于明晰产权,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放牧人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围栅把自己的牧场与他人的牧场分开,使放牧人不仅要对自己的牲畜负责,而且还要对牧场负责,这就是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明确产权,明确了所有者。产权私有虽然是一个解决公地悲剧的有效方法,但从操作层面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公共资源都可以通过私有化能够解决其产权问题。我们也曾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做过尝试,实践证明也是不成立的。因此,对于广州免费公交的“公地悲剧”问题,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用制度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来解决。奥斯特罗姆认为：“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 “所谓多中心自主治理,就是在对公共资源的治理中,有多个权力中心同时进行；认为集体行动应当尽可能在较低的治理层次上得到解决,更高的治理层次主要承担辅助性功能。因此,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对公共资源的治理是由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的,这样才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因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所以,相较于单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彻底的私有化制度而言,这种多中心的自主制度将是解决‘公地困境’的更好选择。”
其次,要多采用有利于减缓“公地悲剧”发生的替代技术和替代产品。生产的技术水平总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一般来说,与对公地产品的开采、使用有关的技术也肯定是会越来越进步的。我们不能期望,也不可能通过降低与对公地产品的开采、使用有关的技术水平来达到避免或减缓“公地悲剧”发生的目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多发展一些替代公地产品来减缓公地悲剧的发生。例如,在实施免费公交和地铁的同时可以免费提供出行更便捷和环保的自行车,甚至部分出租车可以分时段进行免费,这样的话就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暴挤”现象。
最后,从宏观上讲,要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很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很低,通过开采和使用公地产品往往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重要渠道和手段。如果不通过发展生产力,使他们拥有更高工资水平的谋生渠道,要减缓类似广州免费公交所造成的“公地悲剧”恐怕是不那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