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解读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出发点之一
关键词：马克思 黑格尔 关系 思想前提 质疑 批判
一、马克思主义以黑格尔哲学为思想前提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1]这足以说明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重要价值。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相提并论，要我们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列宁还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2]事实确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哲学理论前提就是黑格尔哲学，他是马克思思想的直接出发点之一。马克思从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片段产生的不喜欢他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到系统研读黑格尔的著作被黑格尔辩证法的“与众不同”所倾倒。从此，马克思就被黑格尔哲学深深地吸引，并与黑格尔哲学结下了良缘。黑格尔哲学的深邃、广阔、博大使马克思感到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前进动力。特别是黑格尔关于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世界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的观点，给马克思开辟了一个新世界。[3]黑格尔的思辨方式使马克思体会到哲学的真正奥秘。他的辩证方法是对立的统一，他的逻辑学就是系统论述这种方法的，马克思在1839年时就已经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水平。在马克思给鲍威尔的信中谈到他在柏林大学学习黑格尔的若干情况，谈到了夜间钻研逻辑学的事情，逻辑上的对立力量等等，认识到存在论是讲直接性的，本质论才是讲间接性的（即相互联系的），而反思便是相互联系的建立和展开，所以在本质论里才能出现反思活动。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既是实体又是主体。他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9]马克思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肯定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批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马克思毕业后放弃了去大学任教的想法，直接投身于社会现实中，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在他写的这些政论文章里，处处显示着被他掌握的辩证法。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明确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本质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的。”[4]因此，“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毫无疑问，如果手中没有辩证法这一武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坚持认为，出版不外是人的自由的实现，既然有出版就应有出版的自由，检查制度与出版的本质相矛盾。他主张自由才是人的本质，他说：“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4]这种自由不能是挂在观念这一想象星空中的东西，它应该具体地建立在现实的牢固的基础上。他这种对具体自由的强调，使我们想起了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黑格尔把国家视为具体自由的现实状态。马克思认为：“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很明显，他是把黑格尔的法哲学作为前提条件的。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的文章中，马克思力图把哲学同历史的现实直接联系起来，这种把哲学世俗化的倾向，在黑格尔哲学中就存在，马克思把它更加彻底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的“理性的自由国家观”，他把国家看作是“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的机构。[4]这与黑格尔的国家观是一致的，因此说，在这里马克思更加彻底地汲取了黑格尔哲学的成果。在这一时期，他是从理性出发去说明国家和法，他认为国家和法也就是真理的实现。这表明马克思力图从客观理性出发来解决他所遇到的重大实际和理论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黑格尔法哲学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以至到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也是成功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经济学领域，辩证地观察问题是离不开历史条件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列宁曾经说过：“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5]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质疑
马克思一直沉浸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中，但当他面对现实思考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时，他感到迷惑和彷徨。《莱茵报》时期的实践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他逐渐自觉意识到真正的哲学是在与现实世界彻底决裂中诞生的，而且这种决裂也是可能的。在同现实打交道的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站在以往的立场无法处理现存社会的问题，黑格尔哲学已经深入其内心。但他认识到实现人的自由不是在观念中能完成的，而是应在现实中把国家变革为理性的东西。他站在以往暧昧的立场上无论如何也处理不了这些物质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象一堵墙一样耸立在他的面前。为了突破这一壁障找到问题的症结，首先必须详细地研究这一壁障的具体内部结构，也就是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这也是马克思决心“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的原因。马克思主义 论文发表
这一动机也表明了马克思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和法的观念后的新的认识转向。马克思在进行这一思考的同时，费尔巴哈的论文《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在《轶文集中》刊载了，费尔巴哈在《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中，猛烈地抨击了黑格尔哲学，他指责说：“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的人就不会抛弃神学。主张自然界或实在由观念来创造这一黑格尔的说教，不过是神学说教的理性表现而已，这种神学说教主张自然界由神来创造，物质的存在由一种非物质的，即抽象的本质来创造。”[6]这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疑问的想法不谋而合。费尔巴哈在这一时期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色彩，带有强烈的宗教性和反动性。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更深刻地阐明了其基本原理，批判了宗教。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说道他读了《基督教的本质》的第二版序言后，与费尔巴哈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马克思目睹了市民社会内物质利益的对立使应该是普遍的国家丧失了权威，法律已变成维护单方面利益的机构，这与黑格尔对法的阐释大相径庭。马克思说：“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成主语，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语……变成了谓语。”[4]因而，在他看来，“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对于这种颠倒的产生，马克思说：“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想给抽象的实体、观念写传记，于是人的活动等等在他那里就一定变成其他某种东西的活动和结果，其次是因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性来单独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最初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在写手稿期间，马克思写下了五本笔记。在第四本笔记里，马克思写道：“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7]很显然，这段话马克思是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一观点一直贯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里。从1843年3月到8月，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国家章第257节至第313节逐节认真地做了笔记，进行了详细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揭露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建立在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基础上的，而现实的家庭和社会却当作是理念的派生物。针对黑格尔的这种泛逻辑主义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认为这一切恰恰相反，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思辨的思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了。揭示出了黑格尔一方面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具有现代立法权意义的政治思想的双重性。如果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主要是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附带地批判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那么在《神圣家族》里主要是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揭穿了黑格尔的思辨结构的秘密。马克思指出，“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8]在这里，黑格尔的思辨是神秘的，它把由具体东西中产生的抽象观念当成是绝对的主体，马克思在这里进行了揭示。马克思也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依黑格尔的观点，人类的历史是由他编造的精神活动史所代替的，或者说，是与人类历史不相干的神秘的精神的历史。这为后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奠定了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最终创立的思想渊源。
四、结论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思想演进的过程。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是其创立的思想出发点。马克思是在把握黑格尔哲学的内在思想而又在其中碰击思想火花寻求其突破的思想逻辑中形成了自己的伟大构想。甚至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年之后，仍然在继续研究黑格尔著作。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断深刻的认识，促进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也在他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尽管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现实出现矛盾与冲突时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也是在黑格尔的视域内进行的，也是以黑格尔的思想为参照而完成的哲学体系，这一关系是难以割舍的，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思想出发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页.
[2]《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3] 刘凤舞：《马克思传略》,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页,第31页,第67页,第120-121页,第459-460页,第255页,第263页,第292页.
[5]《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
[6] 费尔巴哈《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松村一人等译,岩波文库版第1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68-36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5页.
[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