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合理选择
[关键词]民主；党内民主；现代化
[摘要]民主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内在特质，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性展开，表现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但不同民族国家实现民主的道路、民主实现的具体样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必然是各有自己的特殊性。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中国现代化所处的特殊阶段，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离开也不能绕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应看做是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合理选择。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化是与现代化过程直接关联并作为其内在特质的一种现象，正因为如此，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性展开，民主化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但正如现代化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统一的道路一样，不同民族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具体道路，民主实现的具体形式，政治民主的具体样式，又必然与各个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实际国情相联系并受之规定，不能不带有各个民族自己的特点。这两个方面完全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任何只看到或只承认一个方面而否认另一个方面的观点，理论上都是错误的，都会影响到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选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的危害。
一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大创造性发现，而世界历史理论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资本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而形成的结果。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研究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展过程、研究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辩证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也是一个更有利于切入现代性问题的“中层理论”。我们过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由于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直接诉诸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一般历史规律”来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它们之间现实而具体的复杂关系就难以形成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认识，或者说认识只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而难以上升到“具体概念”的程度。理论认识上的失误必然导致实践中的迷误和政策选择上的摇摆不定，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具体到民主问题上，由于我们未能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理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和对立，而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二者都属于现代文明而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在这个战略大三角关系中，不是理性地科学地看待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以防止和克服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了中国(封建主义)传统的思路来理解社会主义并反对西方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担心远远超过对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担心，在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的过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封建专制主义结成了同盟。受此影响，也就无法自觉地告别人治社会而转向民主法治社会，直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们才真正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极大危害性，才开始逐步走上了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道路。
现在我们许多人都说民主化是世界性潮流，是世界大势，这自然是不错的，可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性潮流、世界大势，并不是仅凭着经验就能够说明的。从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内在特质，没有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化的所谓现代化只能是一种“伪现代化”。这是因为，现代化既不是如清末洋务派人士所简单理解的“船坚炮利”，也不是后来不少人理解的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四个现代化”，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一种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臣民社会向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社会、从狭隘的地域性民族历史时代向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型。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依赖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换机制，二者结合并相互促进，使得生产社会化即形成了全面的分工和合作体系，全面的需要体系和生产能力；在社会层面，则需要人口的自由迁徙和适度集中，城市化过程构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于各种产品、各种资源都成了商品，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使得人们都成了“市民”，市民社会逐渐发育了起来。走出原来“熟人社会”而进人生人社会的相对独立的个人，面对着阴晴无定的市场风云，面对着同样是相对独立的其他个人的竞争，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后果必须自负，等等。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人们的观念、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方式、解决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撇开情感道德因素而对各种实际利益的精确算计和公开主张，经过平等协商确立的契约、为保护契约人权利而对法制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从纳税人的角度对公共管理机构地位和功能的契约式理解，基于对公民权利的维护而对国家权力不合理使用的排拒，如此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民主观念的最深刻最普遍的基础。如果说，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构成了现代化的经济的社会的观念的基础，那么理性化、民主化、法制化则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特征或内在特质。尽管可以说在前现代时期人类也有过关于民主的可贵尝试，如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但那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的“灵光乍现”，既不具有“自发扩展”的基因，也根本无法普遍推广，所以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民主本质上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由于普遍交往使人们摆脱了人与人的依赖关系而进入人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种国家被“祛魅”后的时代重新确立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社会机制。
如果说大工业被证明是人类解决物品匮乏的最有力手段，市场经济是形成个人的普遍交往和主体独立性的基本条件，那么民主法制则是解决和舒缓这个时代各种复杂矛盾的合理而有效的途径，是最有利于使人们过“有尊严的生活”的一种保障。正因为如此，民主成为最具有吸引力和“自发性扩展”能力的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东西，无论那些尚处于落后、专制国家的统治集团如何禁绝和批判这些民主观念，即使广大民众从未接触过这些观念，一旦经知识分子们的介绍宣传阐发，就总是能从内心里亲和并拥护这些东西。中国共产党当年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中，高举民主的旗帜，从而获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当今交往普遍化、资讯全球化的时代，情况就更是如此。
二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普遍观念。然而，这种观念也最容易成为一种抽象的和理想化的东西，尤其在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生活中缺乏民主并压制民主而人们正在努力为实现民主而斗争的民族国家，就更是这样。在这些地方和国家，在当今的资讯条件下，由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各种关于民主生活的信息影像资料，既传播、扩散着民主的理念，也往往调高了人们对于民主的期望值，很容易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弊端都归结为没有民主的结果，同时又由于没有民主生活的实践经验而对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包括一些弊端就缺乏切身的感受，似乎一实行民主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去看，就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民主制度发展得比较稳健、社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主要还是那些发达国家，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原来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后来获得独立的国家中，不少按照宗主国的西方民主模式构建了自己的政治体系，如印度和一些拉美国家，但经济建设成功的并不多，而阶级矛盾、族群矛盾、官员腐败等问题也长期未得到较好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冲突不断，基本的社会秩序都难以形成。许多人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民主“移植”过程中“水土不服”的问题，用我们的话说是“不能照抄照搬”。诸如此类的说法似乎不错，但基本都停留在经验解释的层面，如果我们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黑格尔曾讲过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不是钱币”，不是拿到就能随意使用的“东西”，即不是一种有形体的感性的因而能够占有或拥有的“物件”。当我们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正是把它当做是一个“东西”，一个能够随便“移植”的植物般的“东西”，一个能够“照抄照搬”的工程设计之类的“东西”?不去反思这个前提是否能够成立，只在“移植”的过程、在“抄”“搬”的过程中去寻找失败的教训，显然就是本末倒置。至于那些从根本上就不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甚至连民主的实质是什么都没弄清楚就要坚决“拒斥”、“说不”、“绝不搞”这一套的人，如果不是立场有问题，只是表达某种激愤情绪，那他们的观念更是等而下之，不值得与之进行理性的讨论。
民主，就其一般本质而言，是一种与“君主”专制相对立的现代性文明的价值观念，一种与自由、平等、人权内在联系又相互支持、相互为用的现代精神气质，一种基于这种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的社会治理方式，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现代法治为支撑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我们可以按照领域将民主分为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政治民主，或是分为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民主习惯等等，但这些都应看做是民主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表现，或者说是民主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受着民主的本质规定的制约并表现民主的一般本质的。如果脱离开这种本质的制约而把某种形式如民主作风当做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就会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比如说唐太宗能够与大臣们讨论一些问题，能够纳谏所以比较“民主”，比如说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对地主阶级实行“民主”，这实际上都是把本属于现代性的观念当做是超时代的东西到处乱套，是头脑糊涂的表现，也是“诬古”欺今的表现。
孙中山根据他所接受的美国人的思想，曾把民主表达为“民有”、“民治”、“民享”，他所要建立的国家是“民主”“共和”的国家，即“民国”，用当今用得最多也最为普遍的表达，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这些都表现了“民主”与“君主”的对立，是从国家所属性质的角度立论的，是从反对“专制”的合法性而着眼的，也符合民主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情况。在“君主”统治的时代，无论这个“君”是有道明君还是无道昏君，无论他是实际上“做主”还是大权旁落，也无论是一个人实行决策的所谓“寡头专制”，还是一群人共同执政的所谓“贵族专制”，就整个国家制度的性质来说都是专制制度，而其合法性的根据就是“家天下”或“君权神授”的理念。在这种理念和制度下，所有的官吏无非是皇帝或国王的“家臣”，老百姓则是皇家的奴仆，为皇家服役或纳税是老百姓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资产阶级率领第三等级进行革命的时候，这场革命之所以称之为“民主革命”，就在于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家天下”或“君权神授”的理念，代之而起的是“天赋人权”，“(政治)权力人(民)授”，平等和自由都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谁也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国家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国家官吏靠纳税人的税款来生活，自然也就是“公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采取的形式尽管不同，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形式或政体形式也有所区别，但它们的基本理念却是一致的。这些观念并非某个或某些思想家的天才发明，而是社会经济运动的产物，其最深刻的现实基础就是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再也不愿忍受封建国家的横征暴敛和贵族僧侣们寄生虫式的挥霍无度，他们要把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把自己的思想赋予“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也就是说，自由、平等、人权及其相互联系的民主思想观念，一开始并不是欺骗，而是作为革命的旗帜或宣言，作为“社会全体群众”的观念至少是他们都认同的观念而存在发挥作用的。在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一方面，这些观念被写进了宪法，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其他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产生了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又从这些观念和立场倒退，尽可能只保持其形式的意义，而在内容上进行阉割使其残缺不全，比如以资产、性别、种族等条件作为人们拥有选举权的一种限制。只是经过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各种斗争，包括“依法”维权的各种抗议、游行、罢工等，才迫使国家取消了这些直接性的限制，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普选制的实现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无论是西方国家议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中，也仍然设计了一些机制，以保障整个国家能够控制在有产者代表的手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把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这些历史上首先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观念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它们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同样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所认同，并作为向资产阶级斗争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的重要武器。但是，把普选制当做是“真正民主”的标准也是不对的，是一种从形式上看问题的观点，尽管说这种形式毕竟是一种历史的重大进步。至于说到“三权分立”，那更是作为“政体”方面，属于权力制衡的现代具体形式，并非天然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或者说它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这正如市场经济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一样。
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具体形式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简单地混同，把某一种形式当做是民主本身，同样的，民主的实现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其实现民主的道路、途径，其形成的民主的具体样式，也都会有所不同，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亦即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试错的实践探索出了经济管理、社会治理、政治运行的一整套经验，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说，确实具有某种榜样的作用，欲使国家现代化而又不去学习借鉴这些现代经验，或是只学些皮毛以敷衍民众，固然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但如果不顾自己的传统和国情，也未分清西方经验中一般性普遍性的与特殊性个别性的实质内容和具体形式，将其囫囵吞枣地“移植”或“嵌入”到自己国家，几乎没有不失败的。殷鉴不远，教训多多，后来者不可不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慎重地予以对待。
三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改变“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各国进行交往，从而被强行“拖进”现代化的进程。一百多年来，屡遭变故，命运多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无主权内无民主、既一盘散沙又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条件。但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也由于如上所述的认识上的失误，加之领导人因胜利而滋生的骄傲和急躁情绪，我们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建立了排斥市场、消灭商品、违反生产社会化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不唯乏善可陈，不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相反对之采取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加实用主义态度。一些领导人，嫌法制太麻烦，束缚手脚，主张靠开会、靠会议文件甚至靠领导人的讲话来治理国家，人治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直到出现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才醒悟过来，改弦更张，走上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的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物品匮乏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整个社会面貌的根本性改变，广泛的社会交往，利益分化导致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各种主体的利益冲突增加，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法治观念的逐渐增强，人们对基于社会公正、民主权利、自由平等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大众对民主法治的要求与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未能予以有效改进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机制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制的尊严在急剧流失，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和一些恶性事件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些确实都属于邓小平所讲的“发展起来后的问题”，或发展中的问题，也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如若不能通过积极稳妥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一种妥善解决这些矛盾的合理方式，而是犹豫拖延，任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断激化，就可能会危及社会稳定甚至酿成社会动乱的局面，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成为泡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也是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最大政治力量。在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等，都不能绕开和离开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一种理论推演的结论，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广袤和由56个民族构成、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历来都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利益，而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稳定就难以维持，就很可能出现封疆大吏各自为政、纠葛不断、冲突频生甚至导致分裂的危险。自从秦始皇创设郡县制以来，尽管朝代更替，但“百代都行秦政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进行残酷的国际竞争过程中，面对那些跨国公司的“大鳄”，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一定的“拳头”和保护性措施，从而避免被各个击破的命运。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从积极的方面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正处于起飞阶段，正在改变既有的国际力量格局，各种国际势力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制造摩擦，挑起争端，对中国实施围堵，国内的各种矛盾错综纠结，到处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如何消解、舒缓这些矛盾，化解这些争端，突破这些围堵，保持这种现代化的积极势头，使之能够平稳持续地进行，至关重要。而没有一种高于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力量之上、能够居中调停并起平衡作用的权威，是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的。在当今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能够充任这种权威，而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代替这种地位。所以，那种以各种理由要求削弱、消解乃至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当然，承认这种权威的必要性并不等于认同这种权威的某种行使方式，也不等于就直接承认了这种权威的合法性。民主化要求的实质就在于要追溯和解决这种权威的合法性问题，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建立保护公民权利并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民主就是选举，只要实行了普选制，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也是抽象化的简单化的观点，是脱离复杂的社会条件的一种理论推论。民主化是一个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选需要各种条件，也得付出相当的成本和代价，国家的地域和人口规模越大，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越不平衡，就越是如此。没有市场经济发展所达成的统一市场以及各个地区间的密切联系和“有机团结”，没有市民社会相当程度的发育所形成的“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和公共生活各种习惯的养成，没有经济生活与政治运作的适度疏离所带来的政治权威对经济社会生活作用的弱化，以及作用方式的极大转变，换句话说，当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着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的时候，就进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贸然实行全民普选，势必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的很大混乱，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甚至造成严重的国家分裂的危机。一些后发展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很早就实行了全民普选，但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族群冲突不断，官员腐败严重，政府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也没有什么提高；苏联、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动乱、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也与其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必须积极推进，因为各种社会矛盾、政治矛盾越是压制就越不利于合理解决，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而有意拖延只能造成更大的麻烦、更大的风险，但激进的改革方案也绝不可取。我们认为，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就可以作为一种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合理的选择方案。中国共产党拥有8 000多万党员，且多是各个方面的精英人士，其中知识分子又占了很大比例，都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及较好的组织纪律训练。随着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度的实施，退下来的许多领导干部都还有相当精力和能力，在各个层级党内生活中都形成一种制约现任领导权力的力量。同时，长期处于和平建设年代、各级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这些都使得对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集中领导的传统逐渐淡化，也难以形成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政治权威人物，民主协商将成为主导的方面。党内高层对于首先在党内形成民主制度民主机制，以提高执政能力、合理进行权力制衡以及权力的顺利移交，进而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基本已形成共识，并被写进了党的文件。总体上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通过制度化安排加强各级党代会的作用，完善党内权力制衡和民主决策的机制，加强党内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形成浓厚的民主生活氛围，同时利用广大党员对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影响，及其维护公民权益捍卫法制尊严的带头作用，进而积极推进社会民主制度建设。这样，就能够既为民主化培养了骨干力量，也保持了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性和可控性，既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党的领导的权威性，又为进人民主的更高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之，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是目前能够获得最大共识且上下都能接受，也最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路径选择，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辩证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良好势头的比较合理的方案，是代价较小而收益较大的一种渐进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我们必须顺应民主化的世界潮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普遍要求，从党内民主人手来推进社会民主，改善形象，给人希望，凝聚党心，凝聚人心。中国共产党有8 000多万党员，这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也是实现现代化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骨干力量，切实保障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发挥其推进社会民主的模范带头作用，目标坚定，群策群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像在经济建设中创造了30年持续高速发展的世界性奇迹那样，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再创辉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