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海外政治风险管理
从政治风险观出发，要把海外利益看做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对于那些具有很高政治风险的利益，要从成本核算和避险能量双重考虑出发，避免由“拍脑袋”决策行为而造成的高风险倾向。
2011年西亚北非的剧烈震荡，引发了人们对海外政治利益保护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利比亚危机令中资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大规模撤侨行动更是让海外人员感到忧心忡忡。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正在快速向世界各地延伸，国际社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中国国内的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并没有特别考虑海外利益管理和保护的问题，更多采取的是“引进来”的办法，通过鼓励大规模招商引资，拉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在继续鼓励“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资企业、劳务输出、留学生、境外旅游等遍及世界各地。围绕怎样加强利益保护，学界提出许多意见，例如：推进外交管理转型、加强海军建设、进行以责任论和贡献论为指导的对外战略调整等。然而，面对中国利益在海外的拓展，所有这些对于海外利益保护来说，在今天显得尤为不够。
事实上，所有这些挑战是对国家形态的挑战，要想彻底解决海外利益的保护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切实推进国家制度创新。回顾历史，所有走出国门的努力都是要“交学费”的，都面临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为了应对各种风险，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建立情报委员会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外资审查制度等，以降低海外政治风险。特别是一些实力庞大的跨国公司，纷纷建立了一系列规避风险的制度体系。可见，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海外利益保护的实现形式是国际政治风险管理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和制度问题。毫无疑问，西亚北非震荡引发的中国海外利益受损仅仅是国家风险管理制度不足乃至缺失的一个表现症状，中国将长期处于海外政治风险的高位，而且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走出去，必然需要加强国家风险管理制度，应对各种海外风险的挑战。
显然，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无法将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结合起来，塑造一个帝国制度和殖民制度，更无法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构建一个国际联合管制的 “新政体系”。中国的海外政治风险问题，只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构建国家风险制度体系。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树立正确的政治风险观。在海外利益风险中，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的风险，不能仅仅管理确定的利益，还要学会有效管理不确定性的风险。从政治风险观出发，要把海外利益看做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对于那些具有很高政治风险的利益，要从成本核算和避险能量双重考虑出发，避免由“拍脑袋”决策行为而造成的高风险倾向。
二是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在中国走出去过程中，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得稳、走得好。要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安全保证制度、经济保险制度、外交保护制度、社会责任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等。除了政府要逐步建立健全国家风险管理制度外，企业要虚心学习他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经验，切实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公民、中资机构和境外旅游者等群体也要建立健全保险制度，不断提升风险保证能力。
三是创新风险管理机制。一般来说，风险管理机制包括风险识别（量化不确定）、风险控制（出现了风险后，在可承受的情况下，及时进行控制）、风险规避（经过评估，在风险很高的情况下，经过权衡，不冒风险）三个环节。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万变不离其宗。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风险管理机制，在机制细节、机制灵活性和机制连贯性上下工夫，在实践中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四是探索风险管理对策。从国家角度来看，风险管理无外乎自保、互保、联保和它保四个渠道。所谓自保，是一个国家通过购买经济保险、强化外交领事保护、增强军事保护能力等办法，利用自身努力寻求海外利益保护。所谓互保，是指与一些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建立同盟、准同盟等比较紧密的伙伴关系，就一些重要利益开展相互风险保护。所谓联保，就是借助联合国、地区国际组织等，与多个国家一道，寻求海外利益的保护。所谓它保，是指将海外利益委托给可信赖的其他国家，通过缴纳海外利益保护费等形式，实现海外利益保障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需要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断探索增强风险管理的对策。
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国，中国在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政治风险管理方面需牢牢确立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最主要的还是立足于依靠自身解决问题，在此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构建有效的海外政治风险管理体系，这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紧迫要求，也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
2011年西亚北非的剧烈震荡，引发了人们对海外政治利益保护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利比亚危机令中资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大规模撤侨行动更是让海外人员感到忧心忡忡。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正在快速向世界各地延伸，国际社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中国国内的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并没有特别考虑海外利益管理和保护的问题，更多采取的是“引进来”的办法，通过鼓励大规模招商引资，拉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在继续鼓励“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资企业、劳务输出、留学生、境外旅游等遍及世界各地。围绕怎样加强利益保护，学界提出许多意见，例如：推进外交管理转型、加强海军建设、进行以责任论和贡献论为指导的对外战略调整等。然而，面对中国利益在海外的拓展，所有这些对于海外利益保护来说，在今天显得尤为不够。
事实上，所有这些挑战是对国家形态的挑战，要想彻底解决海外利益的保护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切实推进国家制度创新。回顾历史，所有走出国门的努力都是要“交学费”的，都面临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为了应对各种风险，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建立情报委员会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外资审查制度等，以降低海外政治风险。特别是一些实力庞大的跨国公司，纷纷建立了一系列规避风险的制度体系。可见，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海外利益保护的实现形式是国际政治风险管理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和制度问题。毫无疑问，西亚北非震荡引发的中国海外利益受损仅仅是国家风险管理制度不足乃至缺失的一个表现症状，中国将长期处于海外政治风险的高位，而且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走出去，必然需要加强国家风险管理制度，应对各种海外风险的挑战。
显然，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无法将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结合起来，塑造一个帝国制度和殖民制度，更无法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构建一个国际联合管制的 “新政体系”。中国的海外政治风险问题，只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构建国家风险制度体系。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树立正确的政治风险观。在海外利益风险中，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的风险，不能仅仅管理确定的利益，还要学会有效管理不确定性的风险。从政治风险观出发，要把海外利益看做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对于那些具有很高政治风险的利益，要从成本核算和避险能量双重考虑出发，避免由“拍脑袋”决策行为而造成的高风险倾向。
二是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在中国走出去过程中，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得稳、走得好。要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安全保证制度、经济保险制度、外交保护制度、社会责任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等。除了政府要逐步建立健全国家风险管理制度外，企业要虚心学习他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经验，切实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公民、中资机构和境外旅游者等群体也要建立健全保险制度，不断提升风险保证能力。
三是创新风险管理机制。一般来说，风险管理机制包括风险识别（量化不确定）、风险控制（出现了风险后，在可承受的情况下，及时进行控制）、风险规避（经过评估，在风险很高的情况下，经过权衡，不冒风险）三个环节。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万变不离其宗。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风险管理机制，在机制细节、机制灵活性和机制连贯性上下工夫，在实践中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四是探索风险管理对策。从国家角度来看，风险管理无外乎自保、互保、联保和它保四个渠道。所谓自保，是一个国家通过购买经济保险、强化外交领事保护、增强军事保护能力等办法，利用自身努力寻求海外利益保护。所谓互保，是指与一些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建立同盟、准同盟等比较紧密的伙伴关系，就一些重要利益开展相互风险保护。所谓联保，就是借助联合国、地区国际组织等，与多个国家一道，寻求海外利益的保护。所谓它保，是指将海外利益委托给可信赖的其他国家，通过缴纳海外利益保护费等形式，实现海外利益保障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需要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断探索增强风险管理的对策。
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国，中国在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政治风险管理方面需牢牢确立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最主要的还是立足于依靠自身解决问题，在此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构建有效的海外政治风险管理体系，这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紧迫要求，也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