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茅盾的异性立场
摘 要：五四时期延续了萌芽于晚清的妇女解放思潮，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探讨，致力于女性解放的茅盾在其二十年代的小说中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新女性形象。和同时期刻画新女性的代表性作家相比，茅盾对新女性的塑造坚持了异性立场，具体表现在：质疑和颠覆了五四时期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关注并刻画了女性的心理；同时，让新女性在作品中有了和男性一样平等言说的权利，对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虚伪男子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关键词：茅盾 二十年代小说 新女性形象 异性立场
一、引言
晚清时期，在“强种保国”、“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一直被父权社会的男权话语遮蔽的女性问题渐渐走入知识分子的视线范围，成为被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晚清的妇女解放思潮，妇女解放成了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自《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特设“女子问题”专栏后，女性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探讨。
茅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文坛，一开始便致力于女性的解放。“现在要解放，就是要恢复这人的权利，使妇女也和男人一样，成个堂堂底人，并肩儿立在社会上，不分个你高我低。”[1]在二十年代，茅盾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婚姻制度、男女社交、家庭改制、女子贞操等问题进行探讨，二十年代期间创作的小说《蚀》、《虹》、《野蔷薇》等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新女性形象系列，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图谱中一处亮丽的风景。
自五四时期女子以及女子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后，刻画受封建家庭压迫的传统女性和受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之作家作品层出不穷，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胡适及其笔下的田亚梅、鲁迅及其笔下的子君、丁玲及其笔下的莎菲、叶绍钧及其笔下的金佩璋等等。然而，五四时期，绝大多数男性作家在刻画新女性形象时，坚持男性立场，在小说中采用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把新女性当成被启蒙的对象，批判女性的弱点，言说男性的苦闷，却忽视了新女性内心的挣扎。与二十年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身为男性作家的茅盾难能可贵地坚持了异性立场。
二、对男性启蒙女性的质疑和颠覆
二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在刻画新女性形象时，对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关系一般处理为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这种模式的设定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在五四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民众是落后且愚昧的，需要知识分子去唤醒和拯救。而男性作家把五四时期对自我和民众的关系的想象带到作品中，被认为“贫弱”的女性便代替了民众的位置，成为被启蒙的对象。
《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是在没有出场的陈先生的影响下才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的。《伤逝》中的子君在涓生的启蒙下，喊出了象征五四女性觉醒的着名话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婚后的子君只剩下关心柴米油盐了。当爱情失去附丽之后，子君也从未怀疑涓生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拥有的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被抛弃的命运。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倪焕之》中，倪焕之和金佩璋原本都是新思潮影响下志趣相同的人，婚后金佩璋却只沉没在琐细的家庭事务中，金佩璋的守旧成为倪焕之痛苦的原因之一。这些小说从男性立场出发，将新女性设定为被启蒙、被拯救的对象，女性的觉醒也往往不够彻底，婚后回归到“贤妻良母”的角色中，这种觉醒的不彻底和觉醒后复又退守家庭的现象也成为男性苦闷失落的原因之一，新女性往往成为作家笔下自觉或不自觉的归咎对象。
茅盾的小说里也有男性启蒙女性的关系设定，但茅盾却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揭露了这种启蒙背后的男权意识。在《创造》里，君实和娴娴一开始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然而，君实只是想把娴娴塑造为一名合乎自己理想的女性，成为自己的附属品，当娴娴和自己的理想发生冲突时，君实陷入焦虑了，他要的不过是无条件服从他的、没有自我情感意志的女性。作者借君实创造理想夫人的失败，对男性启蒙女性提出了质疑，并揭露了这种所谓的“启蒙”背后的男权意识，批判了其给女性带来的迫害。
在处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茅盾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绝大多数两性关系的设定中，男性不再是女性的启蒙者和拯救者，相反却被女性启蒙和拯救。新女性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人，无不勇敢坚强，独立自主，其明艳的外表、刚毅的品性、坚韧的生命力既让女性同胞羡慕向往，也让异性垂涎爱慕、自惭形秽。无论是在革命事业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新女性都显示了过人的能力和敏锐的眼光，常常成为男性的启蒙者和拯救者。茅盾对男性“启蒙”女性的质疑和批判，对两性在启蒙与被启蒙关系中的换位设置，颠覆了二十年代小说中的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从而充分展示了新女性的魅力，肯定了新女性的进步。
三、对女性心理的关注和刻画
茅盾的小说里也不乏描写受新思潮影响后又退守家庭的新女性，如果说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新女性身上隐含着男性的幻想，不符合女性的生命逻辑，那么对静女士、方太太等新女性的刻画则展示了女性的真实内心和情感，更能体现作家的异性立场。不似《伤逝》中用涓生的忏悔与追忆掩盖子君的话语权，也不像《倪焕之》中显示出的对女性传统平庸一面的否定，对有弱点的新女性，茅盾的态度更多的表现为理解和同情，他没有站在启蒙者的高度去审视这些脱离新思潮、脱离革命的女性，而是站在异性立场，深入刻画女性在时代剧烈变动下的迷茫、挣扎和痛苦。
在二十年代，很多作家在作品中讲述女性觉醒的同时，忽视了对女性内心的关注，他们赋予新女性和旧家庭决裂的勇敢品性，却极少、甚至没有刻画女性内心的痛苦。从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叶绍钧笔下的倪焕之，读者可以发现，男性作家把笔墨更多地放到对男性苦闷心理的展示上。丁玲身为女性作家，首先关注到了新时代中女性内心的变化，而身为男性作家的茅盾，同样从女性的立场去刻画新女性内心的彷徨和痛苦。在茅盾笔下的静女士、方太太等新女性身上，读者更多地看到了莎菲式的苦闷和挣扎、焦躁和孤独。
如在《幻灭》中，茅盾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静女士内心的挣扎、彷徨、矛盾，把时代剧烈变动下女性的心理过程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于静女士冷眼旁观时代和革命的态度，作者有隐含的不认同，但借由慧女士和王女士的话语将这种不认同表达出来，也削弱了对静女士的否定和批判。作者敏锐而细腻地关注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将其细致地表现出来，从而使女性形象更生动饱满，更符合女性内在的情感逻辑。茅盾在刻画女性内心的激荡方面，虽不如丁玲细腻，却也并不逊色，而和同时代的男作家相比，茅盾坚持从女性的立场关注女性的内心，显然走在了前沿。
四、让女性拥有话语权
丁玲借日记的形式将莎菲的内心展示给读者，但在日常生活中，莎菲却很少有向别人言说内心真实想法的机会。鲁迅更是将子君的话语权完全抹去，文本中只有涓生一个人的话语。而茅盾在展示新女性的内心活动的同时，让女性也拥有了话语权，作品中不再一味地充斥男性的话语，而是让两性有了平等对话的机会。《动摇》中的方太太在听到丈夫抱怨她“很有些暮气”后并没有子君式的沉默和隐忍，她对丈夫道出内心的彷徨：
罗兰，你不要笑。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动摇》）
《创造》中的娴娴在君实眼里也经历了从开朗娇羞的少女到奢侈娇贵的少奶奶的转变，面对君实的责备，刚毅的娴娴也说出了反抗的心声：
你剥落了我的乐天达观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热，我成了现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对来了。（《创造》）
茅盾刻画的新女性，不再有对男性的无条件认同，她们坚持独立的思考，对男性的欺骗和压迫，她们也不再沉默，新女性用话语权维护自己的权益。慧女士对静女士说：
“静! 我告诉你，男子都是坏人! 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 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幻灭》）
《诗与散文》中的桂奶奶义正辞严的话语更是对男子的虚伪、自私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你，聪明的人儿，引诱我的时候，惟恐我不****，惟恐我怕羞，惟恐我有一些你们男子所称为妇人的美德；但是你，既然厌倦了我的时候，你又惟恐我不怕羞，不幽娴柔媚，惟恐我缠住了你不放手！（《诗与散文》）
如果说以上女性是用话语对坏男子进行揭露控诉的话，那么到了《野蔷薇》里，环小姐受了新青年的诱惑而怀孕，不堪重压继而自杀后，作者用一位女子鲜妍生命的无声消逝，对伤害女性的男子进行了最激烈最严肃的鞭挞。从愤怒的有声指控到死亡的无声谴责，作者一步步深入揭露了新式爱情中男性对女性的欺骗与伤害，将男性自私虚伪的面具撕得粉碎。对玩弄女子的男性，茅盾的态度不是涓生式的忏悔和自我辩护，也不是莎菲式的睥睨和嘲讽，而是狂风暴雨式的控诉和鞭挞，从而使二十年代的小说对虚伪自私的男性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
与其他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相比，在二十年代的同期创作中，茅盾在塑造新女性时能从女性的立场对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提出质疑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其他男性作家一直以来坚持的男性立场，而使其笔下的新女性形象更具有代替女性言说的权利。茅盾让新女性去启蒙男性，并刻画新女性的心理，让新女性拥有话语权，肯定了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的个性追求，展现了新女性的进步和魅力，这一切都传达出茅盾难能可贵的异性立场。
注释：
[1]茅盾：《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茅盾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参考文献：
[1]茅盾.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A]，茅盾全集（第1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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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铮.男权话语下的女性意识[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张文娟.女子问题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转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
